2月24日，屹立北京21年的瑜伽行业龙头梵音瑜伽，宣布关闭全国82家直营门店。
过于突然的消息，给了梵音员工们当头一击。从前台、保洁，到会籍顾问、瑜伽老师，甚至店长，每个岗位上的员工都被拖欠了数千到数十万不等的工资。
而另一边，是同样心灰意冷的会员。梵音瑜伽有着超出行业均价的年卡价格，有人统计了自己所在门店中618位会员的损失金额，涉及金额约2012万人民币，而这，仅仅是82家门店中其中一家的不完全统计。
金钱损失固然可怕，更令人失望的，是一种稳定性的消逝，好不容易重建的信任的丧失，以及对整个健身行业灾难式的影响。同样在国贸附近开办健身工作室的教练小凡说：“这么多年的企业，一夜间人去楼空，员工拿不到工资，会员也要不回会费，梵音算是把健身行业的信用又往下拉了一把。”
如往常一样，2月24日，上周五的中午，何帆来到梵音雷火竞技瑜伽朝阳门店上课，瑜伽老师与负责卖卡的会籍顾问们也一如既往地热情，看不出异样。临下课时，会员们跟老师商量，您的课上得好，能不能多在朝阳门这边排课？老师爽快答应，她周六在另外一家门店有课，欢迎大家过去上课。何帆走过休息区，会籍正坐在沙发上向大家介绍不同的会员卡种。那天，她看见一个朋友又花了一万多元续卡。
当晚11点，何帆突然收到会籍私发的微信：梵音瑜伽所有门店要暂时停业整顿。在法律部门工作的她脑子一嗡，“老板该不会卷款跑路了吧？”
何帆练瑜伽多年，她2017年开始在梵音瑜伽办卡，最初花2万元办了张三年卡，期间还买过私教卡、普拉提卡，都是几千元不等。去年八月，梵音店庆期间，她又花2万5千元，续了张三年卡。新卡还没开始用，梵音瑜伽的小程序目前已经没了会员卡信息，数万元的支出，化为屏幕上的一片空白。
何帆所缴纳的会费数额，其实只是一个中位数。在一份有800多位梵音会员登记的在线文档里，损失金额少则八九千，多则五六万，绝大多数会员损失的会费在1-3万元不等。
上网一搜，何帆才知道，从去年十月开始，小红书上就有不少瑜伽老师和工作人员吐槽梵音拖欠工资的帖子。她不理解的是，员工们怎么能瞒得这么好？直到当天，都没有一个人流露出将要闭店的情绪，会籍还在忽悠人办卡，“这是最缺德的”。
2月25日一大早，何帆给区域经理、门店店主和会籍挨个发消息，询问会费退款的事。问了一圈，只有会籍搭理她，“再等等，相信校长一定可以挺过来。”她气笑了，劝小姑娘：“你都被欠了这么多钱，还替她说话。早点醒醒，赶紧去劳动仲裁吧。”
事发突然。在瑜伽老师麦子的回忆里，2月24日这天是个特殊的节点。他白天还在国贸店上课，晚上10点，梵音瑜伽的创始人饶秋玉忽然在钉钉群里发布了第二天停业整顿的公告，而具体结束时间，“请关注公司通告”。
群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不少员工站出来声讨饶秋玉，要她给出一个交代。麦子没有参与这场骂战，就好像靴子终于落地，那些悬在心里多时的忧虑终于得到了证实——自己去年被拖欠的十几万工资，终究是要不回来了。
麦子进入梵音五年多，公司一直有延缓发工资的“传统”，每年6月才会发放年初的工资。这一次，工资半年没发，但听说合和瑜伽最近正在谈收购梵音的事，品牌将变成“梵音合和瑜伽”，拖欠员工的工资也会在三月底结清。
麦子有过期待，疫情结束了，即将到来的春天正是练习的好时机，“大家都希望好好卖卡，好好上课”，挺过冬天这三个月的淡季。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外部资本放弃投资的消息，“合和瑜伽无法承接梵音这些巨额债务，老板当晚就做出了闭店的决定。”
成立于2002年，全国范围内已拥有82家门店，在瑜伽界，梵音可以说是唯一的头部，在这头体量巨大的骆驼倒下之前，其实就有诸多征兆预示它的倒塌，只是没有人愿意相信。
就在几个月前，有在农业银行工作的朋友告诉麦子，他接待过梵音来贷款的工作人员，但饶秋玉名下可抵押的资产已经全部抵押，银行最后没有放贷给她。
年薪百万的高级律师程逸，一直是梵音的忠实客户，在听说梵音经营不善的消息后，她在1月13号又去蓝堡店续了4万多元的会费，表达对梵音的信任。程逸相信自己的判断：“虽然有人说过梵音拖欠工资、退卡困难的事，但我觉得北京毕竟是总店，经营21年的品牌了，那么多家门店，不至于所有门店同时闭店。”
程逸在运动方面出手一向阔绰。去年疫情期间，她常去的击剑馆需要换场地装修，她也掏出8万元购买会员以表支持。
像程逸这样“不吝啬为运动付费”的中产女性，正是梵音的主要客源。梵音瑜伽收费不菲，国贸一家私企的高管赵赵，最开始来咨询时，也曾被价格惊到。梵音价格这几年一路涨高。在销售的话术里，没有会员折扣的线元左右，充值会员后，可以打折到500到550元左右。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确实没法负担高额的费用。
中产维权有自己的特色：冷静，诉诸法律。因此，在闭店风波三天后，梵音瑜伽国贸店的现场，前来取回私人物品的会员们并没有过多激烈情绪，大家下了班，顺道过来取一下存在梵音瑜伽的瑜伽垫、水杯和拖鞋，21个会员排成5列，依次坐电梯上楼。电梯间里，大家甚至讨论着，能不能众筹把门店盘下来。在此谈起打水漂的会费，或许有些不合时宜，比起金钱的损失，一个稳定的训练场地忽然关闭，一种规律的运动生活忽然暂停，是眼下更令人失望的事情。
北京中产们这时才发现，自己用数万元会费堆砌出来的精致空间，也不过是堆随时就会幻灭的泡沫。
赵赵常去的国贸店，从公司步行过去只需5分钟。5分钟，就能从国贸分秒必争的快节奏生活出逃，遁入洁净、舒缓而私密的瑜伽馆。
赵赵每次去都喜欢看馆里的插花，一排木质沙发桌椅上，各摆一瓶雅致插花，春天是一束盛开的白玉兰，夏天则是一朵荷花与一枝树根，颇有禅意地立在那儿。休息区的茶几上也会随季节变换花茶与零食。在她的体验里，老师也专业，每次她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老师会帮她来调整，无法达成的动作，不会勉强。
每次训练完，她都会洗个澡，再去休息区喝一会茶，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儿，没人管，也不用与谁social，在喧嚣的CBD，难得有这么一处静谧之地，供她有一两个小时屏蔽掉公司的一切事务，只是自在地独处。
没有一个会员不为梵音的倒闭感到可惜，它像是为都市女性造就的一场幻梦，这里有足够舒适的运动空间，也有细心服务与专业的老师。尽管一切服务都是用高出行业均价的价钱支付而得，因此被人称作瑜伽界的“爱马仕”，但面对这些溢价，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它值得这些钱。”
高昂的消费门槛为梵音筛选出了更优质的客户群体。何帆已经有长达十年个人在家练习瑜伽的习惯，但她还是平均两天就去店里上一次课，更像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没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不会来这儿，会员的收入与认知层次都比较高，我们还一起从国外代购lulu雷火竞技lemon，大家都有很多共同爱好。”除了何帆这样的法律工作者，国贸白领、私企高管、媒体人、投资机构员工，甚至演员、明星，都是梵音瑜伽的常客。
何帆的瑜伽启蒙是一位在印度修行15年的私教，她觉得，除了这位私教之外，只有梵音的老师能达到相应的教学水平。这是一种资源集群效应，最优秀顶尖的瑜伽老师聚集在梵音，也吸引了一批重视瑜伽的精致女性，不少人最早接触古老而严谨的阿斯汤加瑜伽，开始清晨6点的练习生活，就从梵音蓝堡店开始。
何帆还记得，一个小白学员没预估好课程难度，上课时忽然把胳膊摔脱臼了，蓝堡的瑜伽老师当时很冷静，首先用伸展带和瑜伽砖为她做支撑固定，店长再立即把人送去医院。整节课的节奏并未打乱，直到上完课，老师才去医院看望学员。
是这些尽显专业的细节将何帆留在了梵音。2019年，她用355节课的练习次数登上会员自律奖名单，得到了一条刻有梵音logo的银制项链。但这在梵音不算什么，有人一年能上六百多节课，平均每天两节课，打卡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排在榜首的前几名会员会被邀请参加公司年会，由校长饶秋玉现场颁奖。
饶秋玉的个人特色在梵音无处不在。尽管瑜伽老师麦子一年只能见到一两次饶校长，但由她发布的想法与命令，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群里得到响应与转发，“校长愿力大，发心正，跟着校长的步伐不会错。”
这也是一位颇有成功学色彩的瑜伽领袖。场馆里的宣传墙上，挂着饶秋玉的照片，50岁的她头戴自己投资生产的冥想环，宣称被哈佛大学聘为首席冥想师的成就，要用加粗字体来展示，但也无从辨认真假。
某种程度上，会员们对梵音的信任，也来自对饶秋玉本人的认同。律师程逸在会员充值上一向谨慎，她看过梵音最早的营业执照，足以说明其成立之久远，而“饶校长也一直是学佛施斋的形象，她不至于把事情做得太绝”。
直到看完饶秋玉在2月26号发布的自述声明，程逸才逐渐推翻自己的判断。“通篇就是表达一个意思，我没有钱，我有钱一定会还。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人面对数亿欠款时该做的回应，毫无商业意识可言，非常幼稚。”
饶校长的许多想法“很超前”，多年前就引进普拉提、孕产瑜伽等课程，将瑜伽运动往更大众的方向推行，为公司带来过很好的收益。而拥有强大自信与能量的人格反面，也可能是自负、骄傲，“有少数项目成功了，但大多数项目都死了。”麦子说。
在他的印象里，做骨雕隆鼻，开素食餐厅，卖隆胸内衣，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曾在公司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在饶秋玉的坚持下得到推行，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她有很多想法，但也不踏实，很任性。每一次投资都是真金白银往外花钱。”
作为会员，何帆和饶秋玉交集不多，唯一一次是在一堂瑜伽课后。课上，老师与学员们练习时的身体状态非常良好，临时换了更高阶的教学动作。但下了课在后台看回放录像时，店长发现老师没有严格按照编排动作教学，直接向老师罚款，还停课两周作为惩罚。
课上的会员们集体写信给饶秋玉，为老师说情，但没有用。公司的内部制度就是如此，无法适应就只能离开。从梵音离职的瑜伽老师们提起这一点，会认为梵音的瑜伽教学过于死板。而对何帆这样的会员来说，这种僵化其实也是一种“PUA”——“让你习惯梵音的教学模式，再去其他家就感觉不适应，就是变相的留客。”
说白了，一切都只是生意。麦子还记得，饶秋玉曾经投资研发一款冥想环，能监测脑电波，价格三千多元，员工购买可以打折。饶秋玉鼓励大家踊跃购买，“作为瑜伽老师怎么可以不练冥想？”虽然购买是自愿的，但几天之后发现没人买，校长就发火了。“不买就会影响考核，买了考核就会很好过。这就是现实。”麦子说。
他经常会拿员工们在群里的刷屏聊天逗趣。“大家给她山呼万岁，并不是因为真的认可她说的话，而是因为她是老大，给我们发工资。你拍马屁，被她看中了，就升职发财。没事多去听听校长组织的佛法音乐会，混个脸熟，很多机会就是你的了。”
梵音内部近年来晋升很快的一个教学总监，常在群里积极分享饶校长的发言。这次闭店之后，她很快换了脸色，要保留自己对工资的追究权利。
在那篇自述里，和许多创始人一样，饶秋玉称梵雷火竞技音倒下的主要原因是疫情，“错误地判断形势”。“经常被要求闭馆，闭馆时没有收入，但是房租和基础工资还不能少……同时疫情对大众消费能力的影响，影响我们的业绩，造成亏损……”
麦子并不这么认为，疫情有影响，但饶秋玉管理不善也是事实。即使是疫情时期，梵音瑜伽仍然狂飙式地扩张了30多家门店。进入公司多年，麦子对饶秋玉的情感很复杂。他依旧相信校长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人，只是没有足够的商业能力撑起一家这么大的公司。“全国门店扩张到了80多家，但她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帮她经营，也撵走了好几个投资人，最后身边只剩下会拍马屁的人，这很可悲。”
▲ 去年9月，一位梵音瑜伽的领导在北京教练群内倡议共同努力。图 / 受访者
有网友给饶秋玉算了笔账：梵音有22万会员，平均一个人大约是两万多会费，那么至少有将近5亿现金，再加上欠2千员工的工资，损失一共可达10亿元左右。但梵音真实的负债情况，现在还尚未公开。
愤怒的中产们很快抱团，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每个门店的维权群。有人统计了自己所在门店中618人的损失金额，涉及金额约2012万人民币。而这仅仅是全国82家门店中其中一家的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已经有100多人去辖区内的派出所报案。
程逸作为律师，鼓励受到经济损失的消费者们积极维权。“饶女士本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不通过诉讼是无法确定的。后期如果要转化不良资产，有法院确认的债权，肯定比大家手机里保留的会员卡信息可信度更高。提起诉讼这件事远比在微信里找会籍要钱更有意义。”
而作为被欺骗的消费者，程逸也很清醒地知道：“从闭店开始，我的四万块钱就打水漂了。”她曾想找梵音的员工开发票，对方告知她，财务处已经没有人上班了。
赵赵想起自己还没消费的34节私教课，折合1万8千元，还是会有些心疼。她最近本来准备买辆一万多元的折叠自行车，骑车上下班，但出了闭店的事，她决定消费降级，只买辆三千多元的，瑜伽这项运动也要随之放弃。
何帆是法律部门的公务员，她在事发后曾去海淀区的一个派出所报案，但她心里也知道钱大概率要不回来的事实。“那会儿长租公寓坑人的时候，好多房客都花了大几万的房租，那不也爆雷了吗？怎么办呢，只能想开点。”这笔钱是她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小数目，只能劝慰自己：“就想着是去年支出的钱，已经花出去了。”
更紧迫的问题是，热爱瑜伽的中产女性，要如何重新找回生活的秩序，填补梵音造成的空缺。
何帆联合中关村店的会员、老师们一起组织了临时课程。大家租下了一间中关村的舞蹈教室，每10人、20人开班上瑜伽课，小班每人40元，大班每人30元，人满开班。
课程在本周二正式开始。学员与老师们努力找回在梵音上课的感觉，但差异依旧明显。舞蹈教室没有更衣室、毛巾、插花、花茶和零食，所有人自带瑜伽垫，也缺少辅具和毛毯。这类自救，主要是为了支持老师，每个人出一点课时费，凑足400元，为老师带来一些收入。何帆也知道，如果没有固定场所，大家很快就会放弃这类打游击式的课程。
她对瑜伽的热情一直都在，即使没了瑜伽馆，也还能自己在家练习。接下来，她还打算去试试搏击运动。只是，当梵音这样的瑜伽巨头也倒下之后，她不敢再用预付款的模式，购买任何一家店的会员卡了。
和她一样想法的人很多，这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灾难式的。疫情期间，健身行业里倒下的店不在少数，维权故事也在不停上演。好不容易等这一切过去，信任才开始重建，作为龙头的梵音又暴雷。同样在国贸附近开办健身工作室的教练小凡感慨说：“这么多年的企业，一夜间人去楼空，员工拿不到工资，会员也要不回会费，梵音算是把健身行业的信用又往下拉了一把。”
至于赵赵，她打算每周在家练习瑜伽，反正动作已经掌握了，可以自己给自己上课，“上完剩下的30多节，就当是这一万八回来了。”她自嘲道。这也是眼下唯一能宽慰到她的想法了。